浙江奉化居敬小区居民楼垮塌事件发生一周，3名涉事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但事故引来的思考仍在继续。
每一栋居民楼，都带着一段历史，承载百家忧乐。这栋并不算“高龄”的危楼，背后同样有着复杂的纠结。这其中，有着20多年的时光流转，所属单位已经解体，建筑商也已去世，让加固责任难以落实;这其中，有着25户居民的利益纠葛，加固拆迁投入巨大，各户情况不同，让意见难以统一;这其中，也有着基层政府的治理难题，谁来定标准做检测，如何筹措资金保证公平，让行动举步维艰。
一栋危楼的垮塌，应该让更多危楼的存在进入视野。仅居敬小区，就还有不少已被评为C级或D级的危房。更何况，各地都有一批建于二三十年前的砖混房屋进入“早衰期”。如何解开垮塌楼面临的种种纠结，让尚未倒塌的危房转危为安，是亡羊补牢的必要之举，正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
补上制度的缺环，是化解纠结的首要之举。极少有危楼无先兆地垮塌，奉化这栋居民楼的住户去年6月就开始反映问题，垮塌前一晚还有居民听到了墙体开裂的声音。如果没有忽略发自危楼内部的细弱求救，没有延宕施救与疏散措施，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事实上，2009年附近已有一幢楼房倒塌，而当时正是因为摸排及时、处置有力，倒塌时居民已经全部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对那些不符合相关维修政策的老旧房屋，相关方面应建立定期检测修缮等制度，给群众安居系上“安全带”。
在更具流动性的社会中应对各类风险，也是对法治效能的考验。我国的建筑法规定了建筑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应该说，制度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发展太快了，市场主体的变更真如云起云散。如何在变动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环境中，做到守法的恒定性，责任分配的可落实性，的确是一个法治难题。这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更负责任的职业伦理。
危楼施救，由于涉及多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也对地方治理的精细度和耐心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危楼不是“不能拆”，而是业主“不愿拆”。比如，奉化倒塌楼之所以长期没有加固或搬迁，就与居民意见不统一、对置换房屋和补偿不满意、不愿意承担部分资金等有关系。业内人士透露，任何地方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都没有通盘适用的“一揽子方案”，必须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反复协商沟通，以耐心和细致回应群众的正当诉求，才能把棋走对，把路走通。
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的居住形态发生了改变，人们陆续从传统的院落进入城市的楼房，居民楼成为竖起的街市和空中的家园。“建筑质量”不只是个行业术语，更关系群众的家园安危。而危房问题也如同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一个具象，揭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我们既要重建瓦砾中的家园，也要未雨绸缪地倾听和回应危楼的呼救，并以更加细致和审慎的态度，为人们的安居梦筑起制度的保护网，这需要各责任主体的共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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