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报记者在3个以80后父母为主的家长群里进行了一项微调查，177名家长表示愿意在幼儿园小班阶段就让孩子全托的仅有2人，1人表示大班可以全托。从2013年起，广州多所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全托，广州159所公办园仅一个全托班。全托这种育儿方式正日渐式微。
全托式微，因为越来越多的80后舍不得把孩子送入全托班，再辛苦也要将小孩留在身边，这种育儿理念的进步是可喜的，也是可贵的。父母陪伴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可小觑，然而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夫妇，要陪陪孩子可不容易。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前，双职工家庭难以照料小孩，要么高价请保姆，心里却忐忑不安;要么一方辞职，家庭收入直线下降。当然，还可以请老人帮忙带娃，但两代人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矛盾令人沮丧。上了幼儿园，夫妇自己带娃的可能性还是很低，比如横亘在小孩放学与家长下班的托管空白就是个问题。我们不妨想想，家长下班接送小孩的可能性有多大?一方面，对于上班族，准时下班几乎成了奢望;另一方面，拥堵的交通，令通勤时间加长，回家一个钟是不少工薪阶层的常态。娃已望穿秋水，爸妈还在车水马龙中。这种情况下，市面上不少托管班成了香饽饽，然而，一些托管班资质不全，缺少监管，让人心惊惊。
虽然当前全托班式微，而育儿难题还是无解。要是没有老人帮忙，在大城市生娃养娃真是举步维艰。然而，带娃也不是老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年轻人不该把太多的养育责任加在老人身上。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育儿难题多多，但很多年轻人还是扛住压力，想方设法履行父母责任。生育后代，说小了是家庭命脉的延续，说大了是社会文明的传承。小家庭的困难能否让大家庭协助解决?其实，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减轻年轻人身上的养育压力，让更多人愿意生、轻松养，这对缓解老龄化、优化人口比例、减轻社会负担等也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对于带娃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难题，能不能从以下几点突破?
一方面，可否加大公共财政投入，让教育机构担起部分责任?学校、幼儿园作为有资质的教育主体，是学生最熟悉、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能否适当调整作息，比如延长一小时放学，而这一小时由专门的老师组织学生进行各种锻炼或娱乐，让家长接送时间更加充裕?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或社区能否接手这个托管空白?现在各种社会公益组织方兴未艾，不少高素质群体(如大学生)乐意做义工，也善于做义工。放学娃的看管任务是否能由义工有序承担?或者，社区机构，如居委会、业委会等，能否开创条件解决同个社区的带娃难题?
眼下，全面二孩政策也放开了，养育难题将更加凸显。一方面我们希望相关部门有更多担当，将部分育儿之困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另一方面，困境或许蕴含商机，我们也期待有远见的社会企业开创新颖的商业模式，减轻年轻人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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