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引起广泛关注:1994年至今的10年间，我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8000万个;1998年至2003年，189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今后两到三年内，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000万左右，而城镇年度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这意味着在政府强力调控下，每年将仍有1400万就业缺口。
尽管如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仍然认为“中国就业状况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比如‘上山下乡’时期，还有1998年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时候。当前的失业状况，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转轨将从前被计划经济时代掩盖的隐性失业释放出来了，体现为失业率数字的攀升而已。而另一面，是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张车伟长期从事就业问题研究，参与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许多就业工作的调研和报告。他认为，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是个长期性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重要的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从“GDP优先”转变为“就业优先”已经相当明确，“就业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的不等式
在“左岸公社”里一家公司谋职的庄先生上班都会路过中关村人才交流市场，他每天看到的场景几乎一成不变，“求职的队伍从里排到外，天天都是”。庄先生说，那些年轻人脸上千篇一律的焦虑神情让他庆幸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学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注意到，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但对许多求职者来说，今年的就业压力确实是空前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但长期以GDP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的中国却越来越感受到让人难以喘息的就业压力。”张车伟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年，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带来与这种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就业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主要是产业在用人指标上越来越追求人力资本的效率，用人指标也就越来越低。“就业问题远比宏观经济的调控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一些财政、货币手段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政府调控的难度非常大。”张车伟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不久前曾在中南海讲解就业问题的蔡一直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说，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现在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在0.3到0.4之间。蔡的结论是，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在GDP指挥棒下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经济学家赵晓不久前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赵晓说，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认为，中国的失业，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看来，经济全球化也限制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岗位的释放。他说，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