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几件安全事故让这个冬天多了一分凄冷,也唤起了人们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再度关注。城市公共管理的议题事关民生，联系民心。城市生活、文化的提升，伴随的是城市安全问题增多，只有打醒精神，才能构筑坚强的防线。
今日本报社评从不同角度关注公共安全问题，为城市安全发声。
上海外滩陈毅广场的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截至1月4日上午，又有4人出院，累计已有24人经诊治后出院，重伤员减少到7人，其中1人病情依然危重。
悲剧虽然过去，悲伤并未走远，悲怆永留心间。36条年轻生命的离去，留下的不应只是伤痛、伤疤，还应对现实及未来的启示。一位事件经历者在朋友圈中这样忠告朋友，“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一旦发生事情，做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随着城市人口的密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共活动的增加，公共场所人山人海是一种常态，“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的忠告也显得“苍白无力”。
为什么是上海?上海是我国公共预案最为成熟的城市之一，自2003年“非典”之后，上海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踩踏事件的发生，再次说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无处不在，且与日俱增，没有谁可以置身其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做足防范措施，尽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迄今为止，点燃外滩陈毅广场的踩踏事件的“火星”还没查明，但就公共安全防范议题而言，这类事件呈现的共性已经足够，个性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将公共安全工作做在前头，永远没有错：活动组织方事先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对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群规模、场地的安全容量、组织的安全有效性、场内人流流动规律、场内的安全风险点、可能出现的诱发事件、配备的应急能力及装备等等，做一个全面的、充分的、科学的评估。从“最坏的打算”的角度，制定具体详细的、可行的活动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并配备足够的应急力量与装备。
香港在 1992年12月31日晚也曾发生造成21死、63伤的踩踏事故，而这倒逼出一套大型活动安全防范体系，包括：进行人流量评估、执行必要的限流措施、对公众进行风险告知，并划定责任田让每片区域都有专人维护，还有医疗人员配备及民安队支援等等。纽约时报广场每年元旦也会聚集上百万人，为防止踩踏，纽约警察采取一套很严格的、有效的人群控制措施。可见，有效控制人流是普遍做法，具有参考价值。
事情的另一面，作为活动的参与者，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及公共文明素质对公共安全非同小可。这种意识及素质既表现在安全事件发生时的自我保护、给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更包括规则意识与秩序观念。不少媒体披露了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这样的细节，警察一直在维持秩序，要大家不要再挤了，可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人群还是继续向前。假如，这时大家能够听从警察的指挥，不出现人多势众的“集体无意识”，后来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可见，在一个公共活动场合，维护警察权威、树立规则意识何其重要。
随着城市大饼越摊越大，构成挑战的不只是城市基础设施，甚至还包括生活方式、管理模式。对此，城市管理的主客体都要进行必要的调适，以适应这种趋势。共识、共治，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公共安全治理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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