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公费出国，不但不应成稀奇事，还应成制度化矫枉：对公款出国(境)，就该遵循“能不出就不出”的原则。
近日，广东东莞市直部门及事业单位陆续在官网首次公布2014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多个部门因公出国(境)费用为“零”，引起广泛关注。对此东莞市财政局回应，“零”公费出国属实，原因财政部门制订了严格审核标准，总的原则是能不出就不出。(6月3日新华社)
出国经费为“零”，在公费旅游乱象迭出的背景下，本是好事。可就是这么个熨帖人心的消息，激起不少质疑声：质疑的倒不是压减出国经费的意义，而是其真实性——在公费出国动辄异化为变相福利的背景下，涉事部门果真就能全然克制徇私冲动?这未必是多虑：现实中，有些地方、部门将“三公”经费装进“会议费”筐里的现象，并不少见。正因如此，去年云南省招标采购局“自曝”三公预算为零、东莞曝光11个市直部门“零”公车预算，都邂逅了一片质疑：它是账面上的零支出，还是真实的零开支?
但就现实看，东莞方面的解释，未尝就不合乎情理：有些部门“零”公费出国(境)，是因在“八项规定”要求下，审批口径收窄了，公款出国(境)的需求也跟着被压减。也就是说，它是真的降低了行政开支，而非玩“做账腾挪术”。
这某种程度上既见证了八项规定的辐射力与冲击波，也是正常态的回归：实质上，对因公出国(境)的审批，本就该是“因需而定”，而非大开口子。其出国的事由，应在“刚需”的应许范畴内，而不能是“想出就出”。此前媒体曾曝出，2010年广州市城管局派人去日本、俄罗斯等地公费考察，还有某单位派老干部去巴西考察亦遭曝光，其实都源于公费出国未被纳入到一体化约束框架下。
在此情况下，“零”公费出国，既是对政策规约的呼应，也是对公费旅游病态需求的抑制。它不仅不该成稀奇事，还应成制度化矫枉：对公款出国(境)，就该遵循“能不出就不出”的原则。而这也应通过内嵌到约束体系的方式，来堵住僭越空间。
当然，要挤出公款出国(境)乃至“三公”支出上的泡沫，光数字削减还不够，还应在公开层级上更趋细化：除了公布粗线条的预算，还应公开每次出国(境)的事由、时间和出访地及各人的费用，并建立查验机制与效果评估体系，真正方便社会的“量化监督”。若能这样，出国经费压减，又何至于引来“做账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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