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本该到学校任教的我，鬼使神差进了某地大机关，直接进了当时很有实权的业务科室，上的人生第一课却是人际关系。
有一天，小弟到机关找我，回到宿舍后，小弟悄悄问我，是不是得罪了同科室一位同事。我一时云里雾里，到机关工作不久，我逢人就称呼职务或老师，
嘴巴甜得像灌了蜜，还凭借酒胆不时替领导同事冲锋陷阵，工作也做得井井有条，还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字特长，看得出领导的器重，领导和同事对自己关爱有加，是
同志加战友的关系，我怎么可能得罪同事呢?!
小弟按照座位说出了瞪眼的那位同事，很认真地说，在办公室时看到，这位同事从背后恶狠狠地看着我，像是对我恨之入骨。
我立即知道了这位同事，一时如芒刺在背，有些不寒而栗，心里百般不解。后来突然明白了，这位同事是从外面借用到机关的，一直希望正式调进机关，
但那一年，我和另一个大学毕业生直接分配进了这个科室，科室一下子满编了，这位同事获得编制的机会似乎大受影响，因此迁怒于我也在情理之中。
从此，我在这位同事面前小心翼翼，生怕惹恼了他。
不到一年，变故果然来了，却是节外生枝。单位调我到办公室，说是看中了我的写作才能，有意培养我写材料。与我对调的却是一位中层领导的儿子。多年前，这位中层领导的儿子以工人身份招进该机关，长期负责电话值守，一直谋求转为机关干部。
蹊跷的是，对方直接接手了我的工作，我也被安排暂时接手了对方的工作，每天值守机关电话，还要兼顾给主要领导办公室打扫卫生。
现在的机关公务员[微博]，可能对当年机关值守电话和打扫卫生的工作不能理解。当年一家大机关只有一两部电话，公用电话需要专人值守。拨叫电话时，需要
先向邮局电话挂号，等着邮局接通后回叫，然后扯着嗓子叫唤拨叫电话者，或小步快跑叫来拨叫电话者，值守电话变成一个体力活。当年机关也没有清洁阿姨，办公
室卫生由机关人员轮班打扫，领导办公室则由办公室人员兼职打扫。
从表象上看，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实现了互换，我“降格”为工人，一种被权力荫蔽当作牺牲品的失落感沉重袭来，对临时负责的值班工作愤愤不平，却不敢公开声张，对机关的用人制度因此失去信任。
有一天，一位高中女同学到我局办事，看到我正在厕所改建的值班间守着电话，惊讶地问我：“你在这里专门守电话啊?守电话是最让人瞧不起的!”我
一时羞红了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想辩解我的身份是机关干部，值守电话只是临时的。但想想我的前任守了多年电话，担心自己值守电话的时间还长着呢，就
没了辩解的底气。望着同学离去，我的心底打翻了五味瓶，从此对值守电话和替领导打扫卫生深恶痛绝。
随后，我找到办公室领导，陈述了自己的苦恼，强烈要求不再值守电话。有些幸运的是，办公室领导理解了我的苦衷，采取了变通措施，将电话值守改成轮班制，几个年轻干部轮流值班，我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文字材料。
后来的机关生涯中，见识了不少“表面是兄弟，背后捅一刀”的职场思维，对一团和气的机关起了怀疑。几年机关生涯里，基本看不到同事之间红脸，这
些年耳闻的机关殴斗，当年不曾见过，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团结气氛中，大家各行其是、各取其利。但同事之间的明争暗斗无时无刻不在展开，特别是到了职务提
拔、岗位调整的关键时刻，看不见的竞争透着硝烟，不过，局外人看不出一丝痕迹，只有局中人才知道表面风平浪静之下的暗流涌动，让人看到机关谦谦君子背后的
虚伪甚至攻讦。
我最终选择离开，抛弃机关优裕的工作环境，南下赶海，正是厌倦了机关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用人潜规则。
我工作之后第6年，正值机关分配福利型产权房，只需要自付三四千元，就可以获得一套两居室。我作为当年唯一具备分房资格的单身汉参与了分房打
分。争执出现在选房环节，打分排在我后面的几个同事质疑我的分房资格，一哄而起，群起找领导，坚决阻止单位给我分房，唯一理由是分房之初有领导说过单身汉
原则上不分房。最终，单位迫于压力，决定我拿挑剩的最后一套房。
当时的我何等心高气傲，断不肯接受这残羹冷炙，气鼓鼓找到领导，撂下一句话：“放我出去，这房子我不要了。”
从此，我对机关敬而远之。后来，也曾几度面对机关邀请，我都婉言谢绝，因为自觉不是做公务员的料，最关键的是看不清机关的水到底有多深，自己也不想再去趟机关这趟浑水，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冷眼看世界的自由职业者。
(作者现为自由职业者，原在机关工作，担任领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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