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和“经济再平衡”。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面对严峻复杂形势，我国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迎来重要机遇、面临新的任务，必须与时俱进，加强顶层设计，在“走出去”战略思维和实践操作上不断创新。当前，尤其要进一步认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新变化、新特征，创新“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
增添“一带一路”新内容。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走出去”的有力抓手，给“走出去”注入了新的内容。“一带一路”战略以具体项目为支撑，重点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等的合作建设，扩大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带动作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加大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非洲等的合作力度……众多举措将建设“一带一路”与落实投资项目紧密结合，为“走出去”注入新活力、提供新载体。
打造重质量、可持续新内核。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46.5亿美元，年均增长26.9%，远高于世界同期增速;2014年达到1029亿美元，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但我国离世界投资强国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跨国公司存在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低问题，海外投资收益不甚理想。应继续鼓励对外投资，但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更加重视投资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加重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储备，优化对外投资的国家和行业布局，强化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并更多地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实施从核准制到备案制新监管。深化对外投资体制改革，应加快从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对外投资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从注重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以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5月施行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为例，其体现的新变化主要是：大幅提高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缩小核准范围，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简化程序，明确时限，提高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突出依法行政、明确责任、加强监管、维护秩序。
适应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新规则。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是现今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双边投资协定模式。我国一些企业对外投资受阻，原因之一就在于部分国家缺少透明的约束机制和评判标准。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对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来说是有利的，双向的开放和透明有利于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投资权益，也有利于我们按照国际规则和标准办事。这对于减少对外投资风险和盲目性、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大有裨益。当然，机遇背后也有风险。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是双向的，既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也有利于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既要求外国政府放松对我国投资的管制、允许我国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又要求我国有关政府部门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建立确保投资安全、实现投资效益新机制。认识和适应“走出去”新常态，应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损益问责制、对外投资决策长效机制，以保证对外投资安全、提高对外投资效益。中央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军，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2011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强调，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而对于为数众多的其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如何进一步明确海外投资责任主体，避免对外投资盲目性，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快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完善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规划和企业层面的具体决策机制。
明确当地化经营新理念。当地化经营和属地管理，对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来说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当地化体现在原料采购、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和雇佣员工等生产经营活动各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国际化水平和企业竞争力高低的重要体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和国际化管理经验不断积累，我国跨国公司当地化经营将迈上新台阶，而当地化经营也将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融入东道国，贴近市场，规避风险，实现共赢。
强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新约束。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软法律。相关部委不断加强对企业海外责任的规范和指导，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文件;对外投资企业也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从长远发展角度主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包括重视劳工权益、加强环境保护、助力社区发展等，大型国有企业还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我国企业在履行海外社会责任方面已有所作为，但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并积极践行。
